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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团专题】从区域社会结构与在地文化系统视角看海外华人社团内部冲突——以美国为例
黎相宜
2018年07月09日13:58  来源:中国侨联
原标题:【华人社团专题】从区域社会结构与在地文化系统视角看海外华人社团内部冲突——以美国为例

本文选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略。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汉学人类学范式不仅长期主导了汉人社会研究,也对海外华人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曾指出,海外华人社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实验室,可以通过实地调查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在本土以外的环境下是如何适应与发展的。换言之,李亦园将东南亚华人研究置于汉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下,将海外华人社会视为中国社会的延伸。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叶春荣认为,不应只将华人社会看作是孤立于当地社会之外的汉人社会来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当地文化脉络之下来了解。后来李亦园亦有反思,认为这一类研究没有把华人社会放在华人所处的现代国家体系与全球化背景中进行思考。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也指出,海外中国移民的迁移史本身不仅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海外华人社团组织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也通常是学者开展海外华人社会研究的基点和抓手。受到汉学人类学范式的影响,不少学者将海外华人社团视作中国乡土组织在异地“移植”、重建和复制的组织形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弗里德曼与孔飞力。弗里德曼结合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田野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提出中国汉人宗族组织的理论范式。孔飞力也指出,海外华人试图通过宗亲会、会馆以及庙宇等组织建立其在移居地的“小生境”,并以此维持与家乡文化、社会以及经济上的通道。后续研究者基本将华人社团组织放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讨论。但也有学者指出,海外华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必然受到所在国社会政治和本土化的影响,后者又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适应机制的解释在讨论海外华人社团组织功能时十分盛行。宋平在考察菲律宾华人社团组织时指出,社团组织具有社会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认同功能。李明欢则将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的功能划分为协调海外族群的内部关系、协调华人族群与居住国社会的关系以及协调华人族群的国际性联系网络。李明欢曾以荷兰华人社团组织为个案,讨论这些社团为华侨华人抵抗来自主流社会的族裔歧视、拓展经济网络以及凸显欧洲华人群体可见度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曾少聪指出,社团不仅能够加强华人族群内部的联系和整合,协调华人族群与居住国社会的联系、加强世界华人之间的联系,还能促进华人族群与中国的联系。周敏则在与同化论对话的基础上指出,社团组织有助于华侨华人团结互助,帮助移民个体实现社会适应。跨国主义理论兴起后,有不少学者也关注社团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功能变迁,在跨国理论的框架下讨论当代海外华人社团在促进跨国主义实践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在少数对海外华人社团内部冲突及其产生的负作用的讨论中,比较常见的解释是认为受到祖籍国政治状况的影响。从清末开始,改革派的梁启超、康有为与革命派的孙中山先后到东南亚与北美宣传各自的主张,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华人中各有拥护者。而后国共内战,海外华人社区又分裂成亲共派与亲国民党派。对当代华人社团冲突的讨论也延续上述叙述框架,认为其根源是建国前迁移海外的老移民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出国的新移民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异。这种说法不仅在学界很普遍,还被各个相关行动者(新老移民、侨领、祖籍国官员等)在不同场合重复表述,使人们忽略了其他解释的可能。

实际上,上述研究依然没有完全摆脱汉学人类学范式,倾向于将海外华人社会及其社团组织看作是侨乡社会及传统组织的延伸,认为社团组织的内部运作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依然与其对祖籍国的政治倾向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解释路径由来已久,但这种路径依赖在讨论海外华人组织尤其是当代华人社团时略显不足。笔者认为,在确立这种解释之前应该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在检验二者的因果关系时应考虑其是否存在共变性。如果是政治立场的原因,那么新移民与老移民的冲突应该一开始就显见。以北美华人社团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涌入北美华人社区,新老移民的冲突并不明显,当时传统华人社团大量吸纳了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就是例证。其次,确立因果机制之前应该考虑竞争性解释的存在。新老移民之间的冲突有可能是政治立场差异导致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彼此已经产生了冲突所以相互指责对方“素质不高”并以此攻击对方的“政治立场”。这样似乎就没有办法仅依据利益相关者的话语表述进行判断。

笔者认为,华人社会首先是所在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讨论华人社团组织除了要考虑祖籍国因素外,更要将在地区域的变量考虑进来。基于此,本文试图结合区域社会结构、在地文化系统以及祖籍国的视角,以美国四邑籍华人社团为例,探讨当代华人社团冲突的表现与原因。为了克研究对象的语言表述对分析可能带来的干扰,本研究将采用参与观察为主、半结构访谈为辅的田野调查方法。

一、区域社会结构变迁下的社团冲突

对任何一个移民个体来说,其迁入移居地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适应与融入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对新移民来说,其迁移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机遇,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经济条件。因此,不管基于什么原因,新移民与已经立足的老移民(这些老移民还与他们有着地缘或者亲缘的关系)发生冲突看起来并不符合其“适应需求”。但为什么新老移民会发生冲突,以至于演化成为各相关行动者所意识到的“社会事实”?这需要从海外华人社团组织所处的区域社会结构入手。

(一) 华人社会结构变迁与新成员加入

早期的美国华人社会主要由来自广东四邑地区的移民所组成。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案。为了抵抗主流社会的歧视与排斥,华人退至唐人街,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组织(地缘性社团如同乡会、会馆,亲缘性社团如宗亲会、同姓氏社团),形成了早期唐人街社会结构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中美成为同盟国以及美国华人在二战中的贡献与优秀表现,《排华法案》被废除,华人及其后裔第一次有机会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二战结束后,冷战格局形成。国际政治因素深刻影响了四邑籍华人社团的发展。此时的社团冲突主要来源于经济利益纠纷和争夺社区权力等,由政治立场差异导致的华人内部冲突虽存在,但并不构成主流。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再次打开国门希望融入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来自四邑地区的新移民沿着亲属网络来到美国,使原有社团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新移民来之前,社团的财权与决定权均掌握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且对社团贡献巨大的老移民手里,这些老移民也被称为“侨领”。老移民的政治认同呈现多元化趋向,其中有部分移民仍然认同于台湾当局。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国力增强以及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老移民也转变了思想观念,但大部分还是持“两边走”的态度。而新移民到美国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强烈的认同与归属感。应该承认,新老移民在政治立场上是存在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仍然十分明显。但就当时的情境而言,这种政治立场的区别并未导致双方的冲突,这与很多研究者的论断有出入。如果二者之间存在冲突,那么,新移民到美不久就应该成立自己的社团组织而非加入老移民创立的社团组织。根据当时的历史资料及口述史显示,新移民社团在20世纪80年代初很少,反而大多数老移民是十分积极地邀请这些新来的亲戚朋友加入传统社团组织的。

为何此时政治立场的差异并未导致二者冲突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从华人社区所处的宏观社会结构来说,《排华法案》废除后,华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性屏障也随之瓦解,很多华人第二代迅速融入美国社会,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第一代移民也搬离唐人街。传统华人社团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新移民的到来为这些社团弥补了人员不足的缺憾。其次,从华人社团内部结构来看,四邑籍新移民是依靠亲缘与地缘纽带来到美国,尤其最早一批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基本是老移民的直系亲属。因此,即便存在政治立场的差别,但这点并未对血脉相连的新老移民之间的关系造成冲击。

(二) 社团权力结构变化与日常冲突

虽然新老移民一开始并未产生冲突,但随着日常性交往与接触的深入,双方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以坪县地域性社团组织为例。许多新移民来到洛杉矶唐人街后,为了寻求熟悉的家乡感,很多人经由家人、亲戚(大多是老移民)的介绍加入了由老移民所成立的坪县同乡会。刚开始几年,由于新移民资历尚浅,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声望都不足以对把控社团运作的老移民构成威胁,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几年后,新移民李国胜被选举为坪县同乡会副主席。李国胜为了壮大新移民队伍,培养“自己人”,比如推荐新移民周光贵、司徒锦标等人竞选同乡会副主席。一时之间,同乡会有好几个副主席都是新移民,这进一步加速了新移民的进入。新移民在坪县同乡会等传统社团中的地位开始逐渐凸显出来。尽管在族裔聚居区内,新移民的地位仍无法超越老移民,但社区权力结构的变化开始引发了很多原本“掌控朝局”的老移民的不快。一些老移民开始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越来越不愿意将自己创立下来的“半壁江山”拱手让给新移民。以周金汉为代表的老移民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排斥李国胜等新移民,比如使用自己人架空这些新来的“副主席”。愤懑之下,李国胜就带着几个副主席离开社团,并扬言:“我再也不回来了。”1990年,李国胜、司徒锦标、周光贵等新移民自己成立了新的组织—淡江联谊会,旨在为新移民谋福利,为其解决工作及生活困难。至此,坪县的地缘性社团分裂为两个社团组织(它们之间的冲突将放在后面论述)。许多四邑籍地域性社团几乎都在前后差不多时间分裂成两个或几个社团。

从上述个案可以看出,新移民的进入对社团内部原有的权力结构造成冲击,新老移民冲突的根源在于争夺族裔社区内部的权力位置,而与政治立场的差异并无直接关联。对于生活在族裔聚居区的个体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是琐碎的日常生活,而非有关国家认同、政治立场等“宏大叙事”。社团内部冲突在20世纪50—70年代时可能还披着一层“政治话语”的外衣,但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冲突。这与上文所述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变迁密切相关。美国扫除了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结构性障碍,个体可以在族裔聚居区外获取资源实现社会融入,即便是新移民也可以依靠亲属或主流社会的其他机制(如教育)来适应。这与早期四邑移民必须加入社团、依靠族裔资源实现在地化存在很大差异。上述变化导致当代美国华人社团原先的经济与社会功能被极大削弱,成员(无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对社团与族裔社区的依赖程度以及华人社团对成员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有不少老侨团已经变成了“老人俱乐部”:无论是社团内的老移民还是新移民,都是上了年纪的退休老人,他们平常在社团的活动更多的是娱乐、聊天,这导致社团内部即便存在冲突,也越来越趋向于日常化的表达。

二、在地文化系统影响下的社团冲突呈现

新老移民之间冲突的产生不仅受到所在国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制约,而且其冲突的日常呈现也与当地文化脉络密切相关。四邑籍华人社团的日常运作既与华人文化有着密切渊源,也深受美国民主制度文化的浸染。

以往对海外华人社团运作模式的讨论主要侧重于其对华人社会组织的复制与模拟,却忽略了这些社团是所在国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华人社团作为当地注册的非营利性组织,其运作模式无疑受到在地文化的影响。这些社团组织的章程基本上大同小异:凡有关社团日常事务的内部决议需经理事会议(通常每月或每两月一次)甚至是会员大会(通常每年一次,世界性联谊社团可能会三年一次)讨论并由投票结果决定,参会人数与票数均有规定。会议通过有效议案后,缺席者或会议中途退席者也需服从,不服决议者将被开除会籍。由此可见,“程序民主”作为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核心要素深刻影响了美国华人社团的日常运作。从笔者的田野观察来看,这样一套深嵌于当地制度所形成的文化规范已经被社团成员所内化,约束着其意见表达、决议实现与内部交往,很少有违反者。凡有异议者只能提议修改章程,但各社团历次的章程修改主要是一些细节问题,基本原则并未改变。新移民刚来美国时并不熟悉这一套深受当地区域脉络浸染的非制度文化,发生冲突一般以“新移民另立组织”为结果。但新移民渐渐发现这套社团运作体系有助于其提升在社团乃至华人社区的话语权,这也进一步导致其在社团内部形成与老移民对抗的力量。下面将以一个宗亲会为例,讨论这种文化系统是如何影响新老移民的冲突呈现的。

上文提到的周光贵从淡江联谊会会长退下来没多久,就被周氏宗亲拉去参加吴周蔡翁的宗亲会—明德公所。周光贵来美国前是退休公务员,凭着自己从政多年的组织才能,很快被推选为明德公所的主席,任期满后转为元老。他沿袭当年李国胜在坪县同乡会的做法,积极招揽吴周蔡翁四姓的新移民。而曾经与李国胜、司徒锦标以及周光贵等众多新移民有恩怨的老移民周金汉不仅是坪县同乡会的元老,也是明德公所的原主席,在公所内享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新老移民的冲突从地域性社团延伸至宗亲会上来。笔者在洛杉矶进行田野调查时,参与观察了明德公所的一次内部会议。会议的首项议题是讨论社团下属的奖学基金会的资金能否转由公所支配:

主席宣布首项议题后准备投票。周光贵说:“要先讨论一下,不要马上投票。”主席说:“好,那要不大家先讨论一下?”首先是周金汉发言:“现在公所的收入很短缺,基金会本来就是公所的一部分,所以归公所支配会更好。”管理基金会的负责人反对:“当时设立基金会的时候,已经是和捐款的宗亲承诺说公所永远不能够动用奖学基金会的钱……”周金汉说:“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通过一个法案,就是说紧急时候公所可以用奖学基金会的钱,这样这笔钱只是在紧急时刻来用。紧急时刻就是地震了、火灾了,遇到天灾了,这个公所没有了。不是说公所想要拿这笔钱,说不定公所发展得很好,根本就不需要这笔钱呢,是不是?只是说在紧急的时候,公所可以动用这笔钱。大家都误会了,不是公所想拿这笔钱,而是以防万一。而且你说这个承诺永远不动用,是谁签字的,我都不知道的。说实话我就没有签字,我可以不认的。”这时会场一些老移民支持周金汉的想法,但基金会负责人则坚持己见,会场气氛陷入僵局。这时周光贵开口了:“问题就是即使订了这个法案之后,如果碰到紧急情况,你主席敢用这笔钱吗?”周光贵将目光看着主席,主席识趣地回说了句“不敢”。周光贵继续说:“即使是有这个法案,出现了紧急情况,有谁敢马上就动用这笔钱?不是也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吗?”周金汉说:“到时才召开紧急会议那就来不及了。”周光贵说:“再怎么样紧急,也只能是开了会决定这笔钱能不能用。”这时妇女部负责人也说:“确实是这样,如果确实有紧急情况,那到时再说。”奖学金基金会负责人也紧接着说:“对啊,现在不紧急来讨论这个问题干嘛,等到紧急之后才讨论,现在讨论根本没有办法决定。”这时会议的风头开始变化,大家似乎觉得周光贵的说法比较合理,一番交头接耳后,主席一看形势,就说:“那么要不这个事情暂时搁置,等到以后才来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也觉得是这样。支持公所管理奖学基金会的周金汉以及他旁边的元老一看大家都似乎不是很支持这个决定,也觉得没必要再固执下去。

从上面的情境我们可以发现,社团决议程序对于周光贵提高其在社团的影响力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首先,由于存在着讨论与投票的环节,周光贵的辩论才能凸显出来。比如他提出需要先讨论再表决,为行使话语权留下空间。其次,主席愿意遵照周光贵的意思,同时公所内部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这一方面侧面证明周光贵在公所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证实“讨论”作为一种必要程序是为社团成员所普遍认可的。第三,持异见者最终也同意公所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执行,说明参会讨论对于社团成员而言本身就是一种集体表达,虽各持不同观点,但大家共享了参与的过程,这种参与使个体获得一种成员感,尽管可能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最终采纳。而新移民的社会经济背景使其在深受当地文化系统影响的社团运作中“如鱼得水”。很多实际参与社团活动的新移民多为退休后来美的干部或教师,他们的语言表达与组织能力更强,在靠“辩论”的社团决议中极富煽动力。这在社团有关外部交往的决议中更为明显:

会议第二个议程是讨论淡江联谊会(新移民社团)想要来明德公所唱歌。其中一位元老先发言:“如果说他们是以明德公所的宗亲来我们公所那肯定是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他们是以淡江联谊会的名义,这不是乱套了吗?”这时周金汉说:“我们公所只能够是我们五姓的宗亲过来,不能够让其他姓的过来这边的,他们淡江联谊会找不到会所就过来我们这边。那如果开了这个口,其他的社团没有会所的也跑来我们这边。”……周光贵这时说到:“其实就当是我们明德公所的宗亲请朋友过来玩一下可不可以?我们当时的前辈为了团结华人,不受外人排斥,才成立了这个公所,宗旨就是为了我们华人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我们现在也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先当初有多么艰辛才在这个异国他乡生活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更要把这个社团发展壮大,不要自我封闭,多和其他社团交流,这样才会越来越兴旺。这个社团要有人气才会兴旺,多让朋友过来走走有什么不好呢!”大家一看这么说了,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反对。最后主席一看见这个势头,就说“要不这个事情我们就定下来,还要不要投票?”其中几个赞成的人说不用投票了,主席看了一下周金汉,周金汉也说那就不投了吧。主席最后说好吧,那就这么决定了。

与往常不同,会议最后并没有进行“投票”,目的是为了维护周金汉等老移民的“面子”。因为如果真的投票,赞成的票数很可能压倒反对票数。面对新移民借助社团运作背后的文化逻辑实现权力位置的提升,周金汉等老移民则以自己对社团购置会所、日常运作的资金支持与贡献作为建构合法性资源的基础,试图继续维持在族裔社区内部的主导权。但周光贵认为周金汉“一言堂”的做法很霸道且无理:“他也不喜欢你那些人(指新移民)进来,所以我们今天就逼得他没话讲。你霸道就回坪县同乡会霸道,在我们这里(指至德公所)不行。”但即使是周光贵口中“霸道”的周金汉还是违心接受了决议结果。

在上述冲突中,我们找不到有关“母国政治倾向”的蛛丝马迹。新老移民共享着相同文化系统,潜在的冲突“政治化”倾向在当地文化脉络下日趋消解。

三、 合法性竞争与去政治化:祖籍国因素与社团冲突

受所在国移民政策以及海外华人发展进程的影响,第一代移民仍然是目前美国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相比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组织来说,北美华人社团与祖籍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当我们将海外华人社会及其组织置于在地区域脉络下探讨时,仍然不能忽略中国的影响。下面将探讨祖籍国因素是如何与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互动,共同影响了新、老社团之间的冲突的。

随着由新移民成立的社团增多,其与老移民的冲突从社团内部延展至新老移民社团之间的竞争。老移民社团拥有固定的会所甚至是产业,具备举办各种庆典活动以及接待各界人士的稳定场所与雄厚财力。但很多老移民社团中的很多人年事已高,而移民的第二、三代又不愿意参加这种“老掉牙”的活动,参与社团日常活动的人数日趋减少。新移民社团由于成员均为新移民,人数众多,凝聚力较强,每次活动都是济济一堂。但由于经济实力很弱,新移民社团没有固定会所。大多数新社团每次聚会只能设在酒楼,被戏称为“大食会”。

新老移民社团之间的竞争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祖籍国政府的支持与认可有关。以淡江联谊会和坪县同乡会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坪县同乡会是唯一一家坪县地域性社团,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具有固定接待场所,因而一直是接待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主要承办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省各级地方官员多次到访洛杉矶,均是由坪县同乡会代表坪县各级社团接待,包括设立欢迎晚宴、陪同参观洛杉矶等。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坪县同乡会的接待能力与组织能力急剧下降,每次前来接待的社团成员都十分少。这点让有些官员感到“十分没面子”。2010年,坪县县委书记计划带团访问洛杉矶。在以往接待中均扮演“配角”的淡江联谊会想趁此机会争取接待权。联谊会有些成员是退休的公务员,经过他们的多方呼吁,坪县地方政府决定将此次接待权交由淡江联谊会举办。坪县同乡会得知此事后,向淡江联谊会交涉,希望淡江联谊会将接待权“交回”同乡会来举办。淡江联谊会当然“不会把到嘴的肥肉拱手让人”。最后,由于组织不力、人员不足等原因,坪县同乡会最终以参加者而不是组织者的身份参与这次的接待宴会。这也使淡江联谊会在此次争夺合法性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近年来,新移民社团由于成员人数众多,组织能力强,领导及成员与母国联系紧密,祖籍国国家、省、市领导人到访逐渐转由新移民社团接待。老移民社团为了继续保持其在社区内的地位,通过各种话语表述贬损新移民社团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任多家老移民社团主席与元老的黄锦权已经八十多岁,是洛杉矶唐人街内最有名望的侨领之一。他开的餐馆是各个社团(也包括淡江联谊会在内)举办活动的首选之地。一进餐馆就可以看到黄锦权与许多美国以及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政界领导人的合照。谈到对新移民社团的看法时,他露出一些鄙夷的神态:

他们可能就只有几个人成立起来的,比如说三四个人、一两个人就成立起来,然后就印名片,拿着这个头衔回去,看有什么好处拿。如果中国知道的话,可能就不接受,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话,也是一样接待的。这是他们的做法,我们也管不着的。我们跟他们也有来往,沟通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他们想那样做,我们也管不了的,不是由他咯。我们老侨团是不同的,成立了很长时间,都有自己的会馆,还有自己的资产啊,收入啊。所以你去支持的话才有底气,要不你拿什么去支持那些政客啊。不像那些新移民的社团,他们经常说要开个会了,就到酒店来开。你说什么同乡会啊、联谊会啊,在哪里?根本就是个空的,只是印在卡片上的。

从上面两个社团竞争的个案以及黄锦权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新老社团的冲突不是因为彼此的政治支持对象不同,而是在争夺谁更具有“合法性”,所谓“合法性”的标准就是和祖籍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老移民指责新移民假借社团名义获得祖籍国的接待,“辜负了祖籍国的信任”。而在新移民眼里,老移民以及传统社团“两边走”的态度以及“墙头草”的形象,使得他们的合法性根本无法与新社团媲美。许多新移民对于自己“一边倒”的态度颇为自豪。

新老移民在相互指责时似乎涉及了祖籍国政治,这让研究者很容易得出“政治立场导致社团冲突”的判断。实际上,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面临的都是在移居地的日常生活,他们希望通过与祖籍国的跨国网络实现在“强势客文化区域”的适应与融入。新老移民社团的合法性竞争只是日常性冲突在跨国政治领域上的延伸,但导致的结果却是冲突的“去政治化”与“日常化”。

四、 结语

海外华人及其组织研究长期受到汉学人类学范式的影响。这一方面增强了人类学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研究的瓶颈与路径依赖。笔者认为,对于海外华人社团的研究早应该走出将其看作是汉人组织延伸的窠臼,考虑海外华人社会所在区域的结构与文化变量对于海外华人社会及其组织的影响。

笔者认为,首先,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制约着当代华人社团冲突的产生。二战后,美国扫除了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结构性障碍,移民及其后代能够绕开族裔社区及其组织实现融入。在上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华人社团只能依靠吸收新移民解决成员断层问题。同时,华人社团的适应机制被削弱,娱乐功能凸显。前者导致新老移民在社团活动中为争夺权力位置而产生分歧,后者则使这种冲突远离国家认同、政治立场等“宏大叙事”而趋于日常化。其次,在地文化系统影响着新老移民之间冲突的日常呈现。华人社团的日常运作不仅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深嵌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文化中。新移民借“程序民主”寻求权力位置的提升,老移民则试图维持社团的主导权。冲突潜在的“政治化”倾向在上述文化脉络下日趋消解。最后,祖籍国使新老移民社团的合法性竞争进一步“去政治化”。移民及其社团试图凭借与祖籍国保持跨国联系来重构合法性与实现地位表达。但新老移民社团之间对于合法性的争夺只是其日常性冲突在跨国政治领域中的延伸,其目标更多是出于社会适应与经济需求而非“政治站队”。

本文并不否认新老移民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异,以及母国政治对于海外华人社团发展的影响,这在上面的个案中均有体现,但这些并不能有力证明“政治立场导致冲突”这一论点。当代美国华人社团的冲突在区域社会结构、在地文化系统与祖籍国因素的制约下,呈现为一种“日常化”与“去政治化”的趋向。而被研究者及相关行动者反复述说的“政治立场”更多是对立双方相互指责的“话语表述”,并不构成社团冲突的主要原因。

社团组织是海外华人社会的缩影,立足于在地区域脉络下的社团组织研究对于海外华人社会研究跳出原有的汉学人类学范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处于“强势客文化区域”的华人社团的情况。而在“弱势客文化区域”的华人社团则受制于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络,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向:比如东南亚华人社团在所在国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的历史情境下趋向本地化、公共化,而这些国家的华人新移民相对北美要少,社团组织很多都要求成员必须具有所在国公民身份或居留权。因此,新移民进入传统华人社团的比例不高,导致在东南亚华人社团内部冲突主要不是来自新老移民,即使有新移民组成的社团,也与传统社团的矛盾不多。因此,不同区域下的社团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对于思考不同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络下的华人社会及其组织具有积极的意义。(作者:黎相宜,女,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北美与东南亚华人社会比较研究与移民跨国主义研究。)

(责编:孙爽、闫妍)